从小在胡同长大的80后建筑设计师宋壮壮,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打量北京。他游荡胡同,倾听其中的日常生活与嘈杂声浪,在街头巷尾拍下有意思的民间书法,坐在马路边看人来人往,或是去到郊区,寻访被遗忘的历史文物遗迹,一次次行走让他生出很多有趣的疑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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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,宋壮壮与同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李明扬共同创立设计工作室“帝都绘”,他们寻找数据,制作出一个个丰富、生动又专业的图像。这些可视化的城市公共知识热帖,使得“帝都绘”频繁出圈,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,能够全面而深入地洞悉城市的细节。
最近,“帝都绘”接连发布两个热帖,一是《北京文物地图》,另一个是《帝都公园大全》,以数据库和图表的方式回答了两个疑问:北京到底有多少处文物遗迹,又有多少座公园。
相比“帝都绘”过去所做的可视化内容,与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(CHP)联合发布的《北京文物地图》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,这份数据不只是可以看,更可以用。6月10日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当天,《城市专题开放数据库·北京文物地图》正式发布,宋壮壮在朋友圈说,这是“一个毫无产值但(自己)内心深处非常看重的项目”。
“帝都绘”的许多作品和项目,都是基于数据完成的。但他们发现有些数据库不好用,开放程度有限,整合性低,更新不及时,一些关键信息也难以获得。宋壮壮与团队积累了不少搜集数据的经验,完成了一些关于北京交通、城建、自然、文化和人文等数据的收集工作,“很多都是从零做起,自己去搭建数据库。”
他们整理了很多看似并不核心、但相当有价值的数据。比如中轴线上的建筑群、北京近70年的温度与空气质量指数变化、北京水系与山峰地图、北京天际线构成、北京街头滑板地图等。整理《北京文物地图》的契机,则来自今年年初在中华世纪坛的一场展览。以这场展览为起点,“帝都绘”开始制作北京文物地图数据库。
百余名志愿者参与
要建立北京文物数据库,对不到十人的“帝都绘”核心团队来说,是一项艰巨的工作。海量的数据收集背后,意味着繁琐的编辑与整理,耗时长,且细碎。
“这次的数据库不是我们自己做的,而是一次众创的结果。”宋壮壮说,他们借助共享文档在今天的广泛运用,发起招募书,迅速获得300多位志愿者的报名与响应。
共享文档曾经在信息救灾、基层资源整合上发挥巨大作用,无论是2021年郑州暴雨时期的“待救援人员信息”整理,还是2022年上海全城静态管理期间共享物资信息等,共享文档的存在,让许多人通过云端服务器实现异地、同步更改文档,实时更新,广泛而及时地发挥社会功能。
宋壮壮所用的共享文档,是他的一位同学开发的空间数据协同工具——Maptable。这个工具不仅能共享表格与文档,也可以落实在地图上,使《北京文物地图》的线上协同工作更加便利。
最终参与到这次数据库搭建的志愿者有一百多人,年龄中位数在28岁,职业多元,共同点是都热爱文博与历史。“帝都绘”团队负责组织,志愿者被分配为不同的小组,有的负责文保单位的文字工作,有的做普查登记、历史建筑的文字整理,有的负责收集整理图片。
百人团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,持续不断地远程协同工作。这种去中心化的众创模式,使大家贡献各自的知识储备与能力,也在协作中相互拓宽视野。
“中国对文物古迹感兴趣的人很多,这个群体很大,因为它涉及了历史、文化、旅游、艺术、建筑等领域。”宋壮壮说,这次众创,他真实接触到很多文物古迹爱好者,“很多人说,通过这个项目去了很多新的地方,大家一边调查,一边讨论,加深了对文物的认识和思考。”
《北京文物地图》发布一个月后,“帝都绘”联合四合书院组织了一场线下见面会,几十位年轻志愿者相聚在夏日的夜风中,热烈地讨论着城市遗产保护,谈论文化与历史。古老的四合院里,年轻人自由畅谈理想的场景,成为宋壮壮难忘的一幕。
“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作品,这是真实世界的创造。”宋壮壮说,百人规模的众创模式的探索,成了与数据库成果本身一样重要的事情。这种产出,让所有参与者都很有成就感,还有在校生把这次众创写进自己的简历。
截至目前,《北京文物地图》数据库共收录了3700多个不可移动文物点位和1012栋历史建筑,未来还会不断纠错与更新。
数据的力量
《北京文物地图》看上去是一份简单、理性的表格,但未来的可能性却指向无限。
“对市民来说,这是一份文物地图。对研究者来说,这是一个全样本的数据库。对文旅企业来说,可以依照这些数据做更多商业项目开发。”宋壮壮说,在不同使用者手中,数据库会衍生出很多应用,发生诸多化学反应。
北京是全国文物数据库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,但限于文保单位的不同级别,北京16个区的数据维度不同,很难统一成一份完整的表格。而很多文物的特殊性,使得定级与保护都很难用统一标准。比如长城和故宫虽然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,但故宫是点性形式,长城则跨越中国各省,属于线性形式,在文保体系中的标注、定级和保护就显得更为复杂。
《北京文物地图》包含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两个子库。不可移动文物涵盖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、各区文物保护单位和普查登记文物共4级,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都包含保护级别、时代、类型、地址、坐标、批次、开放信息、官方平台、简介、照片等数据维度,并注明参考资料。
他们基于普查登记文物的官方资料进行数据整理,可以通过坐标接入地理空间系统,直观地看到文物所在地。而所有图片则来自志愿者的实地拍摄,避免版权问题。
宋壮壮也为《北京文物地图》贡献了他多年游荡北京的诸多收获。他在京石高速路边拍到清雍正年间的南岗洼桥,这座五孔石拱桥是1991年在高速路施工时出土的。他站在古桥边,看着高速上的汽车飞驰而过,那是一种奇妙的历史连接。
一群年轻人为北京文物数据整理所发起的众创,让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深感欣慰。他曾在2016年发起“老北京遛弯儿计划”,招募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,拍照、访谈、做记录,把北京老城区的变化进行数据和文字的保留。
有了确切的文物数据,人们才会发现,北京竟然还有这么多神奇又不为人知的地方。对研究者和保护者来说,则能更清晰地洞悉文物的状态。
胡新宇曾到京都探访当地的文物保护专家,他发现,京都也做了町屋的数据库。日本町屋是数百年前由工匠以传统精细木工手艺建成的,这些始于17世纪的木质建筑,因无人居住,疏于管理,每年正以2%的速度消失。有町屋数据库的支撑,人们才会意识到文物遗产的消亡速度,投入更加迫切的关注。
作为一个众包数据库,《北京文物地图》尚有不足,比如部分文物的坐标、开放状态、照片等信息难以确认或获取,部分属性标准不够统一,或是长城这样的线性文物暂时以点标注,难以准确表达文物分布。宋壮壮表示,这份数据库后续还将继续完善、修正。未来,他们也会做一些应用案例,让更多人从中获益。
在另一篇“10万+”的《帝都公园大全》里,宋壮壮依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2022年发布的公园名录,将北京1050座公园分成13个类型,做成地图式、坐标式的帝都最全公园图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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